文學評論
 

河南11选5在哪能买到:回眸,那遠去的背影

 
侯艷杰
  最早讀到的余秋雨先生的作品是《蘇東坡突圍》,立刻被他語言的氣勢和感染力,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,一口氣跑到書店買來一本他的散文集,從此愛不釋手。
  余秋雨,中國文化史學者,散文家,作品有《莫高窟》《抱愧山西》《歷史的暗角》《道士塔》《風雨天一閣》《江南小鎮》《遙遠的絕響》《陽關雪》《白發蘇州》等,無論是《文化苦旅》還是《千年一嘆》每部作品都是大手筆,大寫意,堪稱經典,每部作品的問世都能在文壇掀起波瀾,在讀者中間產生異乎尋常的強烈反應。
  讀先生的作品感覺有一種沉甸甸的歷史感和滄桑感,字里行間有俯仰天地古今的雍容大氣,靈性和智慧在舒卷之間恣意流淌,強烈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噴涌而出,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追溯、思索、反問,以及淵博的歷史知識,典雅靈動如詩般的語言,客觀而公正的治學態度,呼吸吐納間融著歷史理性,抒情或敘述中透著生命的哲理之光,每一章節都深深地震撼著我。
  在《一個王朝的背影》這篇文章中,余秋雨先生用大篇幅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,以一種公平開闊的視野鳥瞰這段歷史,審視這個王朝轉身的背影,批判姓氏正統論和民族正統論,真實地還原了一個朝代的興衰,用他利劍般的目光洞察了這個王朝的成敗功過,用犀利的文字表述了自己精辟獨到的見解,字字句句力透紙背,讓人只能望其項背。
  說起清代的歷史,就不能不說康熙,就像說起大唐盛世不能不說李世民一樣。即使在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上,他也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,“千古一帝”絕非浪得虛名。余秋雨先生在這篇文里不吝濃墨勾勒了他的豐功偉績,對于清朝歷史的至關重要。他深入淺出,用柔和的筆觸顯示了一代帝王君臨天下的風范,這遠比教科書上的敘述要生動、鮮活、豐滿、真實得多。
  余秋雨先生在這篇文章里說,康熙的父輩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,文中沒有特別交待,但是確實應該提上一筆。1583年,清太祖努爾哈赤借報祖、父之仇,以“遺甲十三副”起兵,四十年內,彎弓躍馬,南征北戰,采取“順者以德服,逆者以兵臨”的政策,統一了女真各部,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后金國。他去世后,他的第八子皇太極被推舉出來,在1626年9月,皇太極焚香告天,在大政殿繼承汗位。他決意承襲父志,入主中原取代明朝,1636年,改女真族為滿洲,在沈陽稱帝,建國號大清。父子幾十年的四面開拓,勵精圖治,為1644年清軍入關,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。
  康熙是清朝入關后的第二位皇帝,此時大清的疆土遼闊,運勢興盛,本可以坐享其成。他八歲繼位,十四歲親政,但事實上他面對的是內憂外患。一個是朝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手遮天,一個是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,自恃有功,擁兵自重。這兩方勢力無疑定時炸彈,讓年輕的康熙如鯁在喉,坐立難安。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有著異乎尋常的遠見卓識,不甘心做一個傀儡皇帝,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,他敏銳而鎮定,殺伐決斷,從容不迫。十六歲就利落地除去了鰲拜集團,二十歲向吳三桂開戰,八年時間取得了勝利。當他把江山扛在肩頭那一刻,就注定了他光耀千秋的宿命。
  康熙在位61年,對外驅逐沙俄,大破準葛爾,統一臺灣,對內輕瑤薄賦,與民生息,興修水利,治理黃河,開放海禁,學習西方文化。他敏而好學,勤于政事,崇尚節約。余先生在文中從避暑山莊入手,從側面反映了他的雄才大略,文治武功和高瞻遠矚。他不修長城,認為“守國之道,惟在修德安民。民心悅則邦本得,而邊境自固,所謂‘眾志成城’者是也”,打破了炎黃子孫沉淀千年的長城情結。
  但是,他修建了一座看不見,摸不著,卻又不容進犯的、無形的“長城”。
  這個無形的長城就是避暑山莊。一方面在長城外設立“木蘭圍場”,每年進行一次聲勢浩大的“軍事演習”——圍獵;另一方面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,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——寺廟群,“把復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,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,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”,先生如是說。所以對于這個王朝背影的深深解讀,便從避暑山莊開始鋪陳開來。
  作家柏楊說:“玄燁大帝,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,有劉邦的豁達大度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”?!度蟯ㄊ貳防鎪擔?ldquo;康熙統治的大清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,就連那些自命不凡的歐洲來訪者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”。
  余秋雨先生用過多的筆墨介紹康熙經天緯地之才,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還是“文化認同”。弗洛姆曾指出,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。它是一種根,是長久以來形成的一種共同觀念,是凝聚一個民族的精神紐帶。它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符號,它既像種子深植于人的生存中,又像薪火一樣生生不息,世代相傳,從生活方式、行為準則到價值觀念、情感表達都有文化認同的影子。
  中華民族長期以來,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民族正統論,認為只有漢人的統治才是天經地義,而其他外族便是“蠻夷”,便是“洪水猛獸”,是無法融合的。所以對于清朝的統治覺得是莫大的恥辱,相當抵觸,對于它的衰敗表示出極大的憤慨,將清末的亡國全都歸罪到這個王朝身上,而忽略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。先生說:“在我們中國,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范,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,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平”。所以在新舊政權交替時,中國文人們表現出的困惑、無奈、掙扎、脆弱,還有視死如歸、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的堅韌和無畏,以及深深的絕望讓人尤為震撼,既覺得蕩氣回腸,又不禁扼腕嘆息。
  而康熙的英明在于他很聰明地化解了這個問題。“誰能想到呢,這位滿清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傳統文化!但凡經、史、子、集、詩書、音律,他都下過一番功夫”。他廣泛學習國學,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,這還不算,他還精研西學,錄用外國人做官,是唯一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皇帝。他下令各級官員以“崇儒重道”為目的,向朝廷舉薦“學問兼優、文筆卓越”的士子,由他親自主考錄用。對于傅山、李頤等寧死不應考的名士也不予追究,并多次請黃宗羲出山,并讓他的兒子進入皇家修史局,幫助康熙修《明史》。正是他的兼融并蓄,海納百川,正是他的博采眾長,不計前嫌,對于文化的尊重和推崇,甚至以犧牲自己的文化為代價,慢慢軟化了那些文人心中的堅冰,一種“文化認同”勝過千軍萬馬,它從根本上凝聚人的向心力,左右人的思維,實現了文化融合。因此才有了“康乾盛世”的繁榮氣象,才有了天朝的威儀,才有了中國有史以來疆域最廣的版圖。當然先生也毫不客氣地說了“文字獄”事件,但是人無完人,像他這樣九五之尊的皇帝,在歷代皇帝中已是很難得的明主了,不能因為這些而否定他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。
  水滿則溢,月滿則虧,這是自然規律。乾隆的好大喜功,閉關鎖國,嘉慶的懦弱,道光的無所作為,咸豐的軟弱無能,慈禧的目光短淺,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最好時機,驗證了落后就要挨打這一至理名言,生生地葬送了大清朝將近三百年的基業。而在民眾心中清朝似乎成了民族淪陷的罪魁禍首,常常被描寫成一團漆黑,災難深重,這是有失偏頗的。
  文章最后一個章節寫了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而死。關于王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,有效仿屈子投江“殉清”一說,還有羅振玉“逼債”一說,也有對軍閥兵臨城下“驚懼”之說,更有勸溥儀東渡日本“尸諫”之說。陳寅恪先生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是“文化殉節”,死于一種文化。對此,余先生相當贊同,他說“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。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”。所以,當這個落腳點土崩瓦解之時,他的防線也徹底崩潰。
“一個風云數百年的朝代,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,而打下最后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”,余秋雨先生在避暑山莊的這一聲嘆息,連同這個王朝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歷史深處,回眸時,是無盡的思考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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